北大简史：京师大学堂到21世纪的北京大学

复员后的北京大学

1946－1949

复员后的北京大学迁回北平原校址。1946年7月，新任校长胡适（蒋梦麟辞去北大校长职务后，1945年9月由胡适接替，胡适到任前由傅斯年代行）宣布北大重要教职员人选。1946年7、8月，北大奉教育部令先后接收了北平临时大学补习班一至四分班及第六分班，1947年8月，北洋大学北平部并入北京大学。为安置北返的师生和临大补习班的学生，扩大校舍迫在眉睫。经多方奔走，争取到改建后的相公府、东厂胡同的黎元洪故居、旧国会大厦等多处房舍，扩充后的校舍分散在城区和郊区，达40处之多。与此同时，学校还延聘了王竹泉、钱思亮、杨钟健、袁翰青、季羡林、马坚、庄圻泰等一批知名教授。经过紧张筹备，北京大学于1946年10月10日在四院大礼堂隆重举行复员北平开学典礼。复员后，北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陶融健全品格”为职志，在原有文、理、法三个学院的基础上，增设医、农、工三个学院，计有6个学院，33个系，2个专修科；又相继设立了文科、理科、法科、医学研究所并招收研究生。设教务处、秘书处、训导处等行政机构，另有行政会议、校务会议、教务会议及教授会，分别行使各自职能。至1946年12月中旬，注册学生为3420人，其中西南联大分发564人，临大补习班学生1562人，新生445人，先修班学生433人，另有复学等方式入学学生416人。1947学年度第一学期有研究生58人，第二学期45人。在学制方面，多数系别的本科为4年，工科、农科及药学系为5年，牙医学系6年，医学系7年；研究生学制通常为2年。

师生们对复校满怀希望。文学院明确提出“复校计划即复兴计划”。校方也曾极富前瞻性地考虑广罗研究原子能的一流学者，把北大物理系建成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心，以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种种良好设想，却因国民党政府坚持独裁和内战、社会动荡、办学经费匮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在艰难环境下，广大教职员工仍坚守岗位，在教学上新开设了一些前沿性或基础性的课程，如地质学系增开X光结晶学、古植物学、人类古生物学和中国地质问题讨论等课程，化学系增开微量化学等课程，中文系增开现代文学史等课程，其中某些新课在全国也是首创。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达到相当规模；农学院的附属农场有几百顷土地，成为师生进行教学、实习、试验的重要基地。各院所还尽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1946年，医学院钟惠澜教授和翁心植住院总医师首次发现了中国第一例亚热带家族性Gaucher病，开辟了中国热带病研究的先河。1947年，在中国数学会平津分会成立大会上，北大教师提供的论文成果占大会论文总数的60％；同时召开的中国物理学会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北大教师提供的论文成果也占大会所收论文总数的五分之一强。时在学界享有盛誉的北大地质研究所还对云南地层古生物材料、华北大型构造、华南更新世洞穴沉积中之动物群等进行系统研究，在1948年伦敦召开的第18次国际地质学会上，北大教授的学术论文《太平洋—早期古生物演化的主要中心》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肯定。这一时期各院所教员撰写的学术论文比较集中地汇集在《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中。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将中国人民推到内战的灾难中，并对统治区实行白色恐怖，中国社会处于黎明前最黑暗的时期。北大师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同黑暗势力进行了不屈抗争。1946年12月24日傍晚，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遭美军士兵强奸，激起北大师生乃至全国人民的愤怒，“抗暴运动”骤起，全国共有50多万学生参加示威游行。国民党倾其全力打内战，造成通货膨胀，1947年3月后的三个月间，玉米价格竟然上涨8倍，广大师生陷于贫困饥饿之中，有的学生被迫停学。1947年5月，北大学生率先喊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5月20日，爆发了有大、中学学生参加的“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游行队伍回到北大后召开大会，议决将北大红楼大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毛泽东在5月30日指出：“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1948年3月29日，北大学生在民主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讲演大会，会间军警宪特5000多人突然包围北大，在北大三院门口及红楼对面架起机枪，但师生们不畏强暴，讲演继续进行。4月3日，北大、清华等校学生为抗议反动政府查禁“华北学联”等行径，宣布罢课，与高校教职工为改善贫困生活状态而进行的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斗争汇合一处，形成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高潮。5月30日，北大等11校学生召开“华北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纪念五卅大会”，并于6月9日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大游行。8月，国民党政府因战场上的溃败，对青年学生实行了更加严酷的控制，“特种刑事法庭”于19、20日连发传票，拘传学生324人，其中北大学生93人。19至24日，2000多名反动军警包围北大沙滩校舍，同学们喊出“一人被捕，全体坐牢”的口号。在反迫害斗争中，大多数教授坚决支持学生，积极掩护被拘传的学生转移撤退。

1948年11月，人民解放军包围北平。围城前后，当局企图将北大南迁。师生开展“护校运动”，11月24日，学校教授会通过不迁校的决议。南迁阴谋不遂，国民党政府又策划裹卷北大行政负责人、中央研究院院士、学术上有成就的专家教授离平南下，12月11日后数十次给北大发函电催促，16日曾派飞机来接，却“无人到机场”。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决战关头，北大广大师生坚定地站在进步势力一翼。12月15日，校长胡适离平南去，学校校务由郑天挺、汤用彤、周炳琳3人主持。全校师生紧密团结，满怀信心迎接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北京大学

1949-1966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大学步入新纪元。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8日，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接管委员会正式接管北大。5月4日，北大成立校务委员会成立，汤用彤任主席。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任校长。1956年6月，学校开始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分工负责制，江隆基任第一书记。1957年10月，陆平任校党委第一书记，并于1960年3月起兼任校长。1962年2月，北京大学的领导体制明确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

党和政府殷切关怀北大。从1949年4月到1950年4月的短短一年中，毛泽东主席就曾3次致信北大，“庆祝北大的进步”，并为北大题写校名。自1949年至1961年，周恩来总理曾5次亲临北大。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到北大视察工作。

解放初期，国家对高等院校进行调整。北大农学院与清华大学农学院、华北大学农学院合组北京农业大学；北大医学院划归卫生部管辖，成为独立的北京医学院；北大工学院并入清华大学；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实际执行中北大法学院中的法律学系、政治学系调整到北京政法学院，地质学系调整到北京地质学院）；燕京大学撤消，北大由城内沙滩等处迁至原燕京大学校址。院系调整后，北京大学共有12个系：数学力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生物学系、地质地理学系、中国语言文学系、历史学系、哲学系、经济学系、东方语言文学系、西方语言文学系、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校、院、系三级体制改为校、系两级管理体制；从原先拥有文、理、法、医、工、农等6个学院的大学变成一所主要从事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学科教学和研究的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使一批著名学者云集北大。至1952年11月，北大有教学人员546人，其中教授级170人，副教授级48人，高级职称占40%。1955年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223人中，28人是北大的在任教师（文科11人、理科17人），其人数之多，比例之大，均居全国高校之首。为适应国家建设和发展的要求，北大于1954年、1956年恢复和重建了法律学系、图书馆学系；1958年将物理研究室扩建为中国第一个原子能系，并将物理学系分成物理学、地球物理学、无线电电子学3个系；1960年重建政治学系。北大还成立了一批研究机构，如外国哲学研究所、亚非研究所、理论物理研究室、半导体物理研究室、物理化学及胶体化学研究室等。

建国伊始，北京大学本着“坚决改造，逐步实施”的原则，对学校的培养目标、管理体制和教学工作进行全面改造。废除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部分旧课程，增开“新民主主义论”、“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等适应新时代的课程，到1950年3月，全校共计停开课程77门，新开课程100门，新社会的课程体系基本构建。北大还先后成立和加强了教学研究指导组和教学研究室，到1956年，教研室已达83个。从1952年到1957年，北大聘请了36位苏联专家，他们帮助开出41门新课程，并设立了某些“专门化”，培养了一批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北大的本科学制在这段时间发生过几次重大变化：院系调整后，各专业的学制定为4年；自1953年新生开始，数学、物理、历史三个专业试行5年制；自1955-1956学年第一学期开始，各系（东语系除外）均改为5年制；1960年，理科自1956级学生起改为6年制。

根据1953年全国综合大学会议提出的“综合大学是一个教育机构，同时也是一个研究机构”的要求，北大进一步加强科学研究。1956年8月，国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将计算技术、无线电技术、核科学、喷气技术、半导体和自动化列为优先发展学科，北京大学为此做出突出贡献。早在1955年，国务院就批准在北大成立以胡济民为主任的物理研究室，率先承担起为国家培养核科学人才的重任，仅首届100名毕业生中就涌现出“两院”院士6人。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培养半导体人才的单位，1956年，北大等5校在北大建立了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以黄昆、谢希德教授为首的师生成为中国半导体科学事业的先行者。当中国计算机的研究刚刚起步，北大即开办计算机学习班，并让青年师生参加研制工作，这些举措培养锻炼了一批年轻人，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专家，如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60年代，北京大学的基础科学研究取得了多项举世瞩目的成果，其中包括与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协作的人工全合成牛胰岛素结晶，标志着人类首次合成了生命的基石之一——蛋白质。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来是北大的强项，但是这个领域受政治环境的影响很大，这一时期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各种所谓“学术批判”，极大地制约了研究工作。尽管如此，北京大学仍在诸多领域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马寅初校长对中国人口问题的研究成果尤为突出。他的《新人口论》发表在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上，文章阐述了中国人口剧增的严峻情况，系统论述了控制人口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是理论联系实际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的典范之作，但是文章发表后却遭到错误批判。北京大学历来重视教材建设，认为教材既是教学的需要，又是科研的体现。1961年，仅文科4个系就承担了教育部委托的教材编写任务28项，不少著名教授参加编著，一批高水准的高校通用教材很快编出。这些教材堪称新中国高校教材编写的范式之作，对之后的中国文科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50年代后期，由于党在指导方针上的某些失误，同全国一样，北京大学也走过一段弯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北大有700余名师生被错划为右派。过多的政治活动和体力劳动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科研。1961年，党中央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努力纠正各种失误。同年颁发了《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暂行工作条件（草案）》，北京大学予以贯彻，对工作进行整顿，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特别是着力纠正忽视教学的偏向。新修订的教学计划强调“教学为主”，加强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的训练，使教学质量有了显著提高，北大毕业生获得了“基础宽厚、有后劲”的赞誉。1966年，北大在校生达近9千人，是1949年的4倍多。自1949年到1965年，北大培养了3万多名本科毕业生和2000多名研究生，他们成为国家建设的骨干。这些毕业生中，涌现出了100多名中国科学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于敏、周光召，国防科技工作模范钱绍钧，受党中央表彰的知识分子优秀代表蒋筑英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964年秋，中共中央宣传部决定在北京大学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并向北大派了工作队。运动中，不少党员干部受到错误批判。1965年3月，邓小平总书记主持的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着重讨论了北大的情况，明确指出“北大是一所比较好的学校”，对工作队的做法予以纠正。尽管如此，这场运动在北大造成的思想混乱，为接踵而来的“文化大革命”首先在北京大学“发难”埋下了诱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