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简史：京师大学堂到21世纪的北京大学

三十年代的北京大学

1927-1937

1927至1929年，北京大学处于动荡之中。奉系军阀攫取北京政权后，实行恐怖统治，悍然杀害了北大教授李大钊等人，把具有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视为眼中钉，1927年8月颁令将北京大学与北京其他国立八校合并组成国立京师大学校。1928年6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奉系军阀退出关外，北大师生开展复校斗争，发表《北大宣言》：“我们北京大学受军阀恶势力的摧残已经整整一年了。……但是我们时时刻刻忘不了我们的北京大学。北大固有的精神仍卓然存在。”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先是决定将京师大学校改称中华大学，后又把中华大学改为北平大学，隶属北平大学区。北大师生坚决反对，组织复校委员会，阻止当局以武力接收北大。1929年初，国民政府教育部作出让步，把北大定名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北大组织不变，对外仍可译为北京大学。北大在被迫停课9个月之后，于3月11日开学复课。6月，国民政府停止实行大学区制，8月，正式恢复国立北京大学校名。复校斗争取得胜利。

1930年12月，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十六字方针，改评议会为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大政方针的决策机构，另设行政会议和教务会议，学校的管理更趋规范。1932年6月公布了《国立北京大学组织大纲》，实行学院制，改文、理、法三科为文、理、法三个学院，胡适、刘树杞、周炳琳分任院长。下设14个学系：文学院有哲学系、史学系、中国文学系、外国语文学系（包括英、法、德、日四组）、教育学系；理学院有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心理学系；法学院有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对教师队伍进行整顿，延揽国内一流学者，实行教授专任制，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得以较快发展。1932年制定了《国立北京大学学则》，实行学分制，要求学生具有文、理方面基本知识，文学院一年级开设必修课“科学概论”，理学院一年级开设必修课“国文”。据1935年统计，全校开设课程288门。这一时期，虽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党化”政治日趋加强，但北大仍保留“五四”以来开设的部分社会科学理论课，如“马克思学说研究”、“马克思经济学说”、“唯物主义与教育”等。1932年，成立研究院，下设三部：原研究所国学门改为文史部，增设自然科学部和社会科学部。1934年又将三部改为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研究生入学考试、论文答辩等制度日臻规范。

1931年7月，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设立合作研究特款，用于购买图书、仪器，资助建筑设施，设立研究教授（先后聘请研究教授29人），举办学术讲座，设立助学金及奖学金。这笔经费对北大教学和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1935年北大兴建了新的图书馆，可藏书30万册，设有500个座位。理科各系的教学科研设施也得到了改善。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于1931年至1937年担任北大地质学系主任，对北大地质学建设和中国地质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在他主持下新建了地质馆，设立了矿物、古生物学等实验室，开辟了地质陈列室和研究室。颜任光教授主持物理学系后，建立了普通物理、专门物理等十多个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同类专业中设备较齐全的系。1936年新建了宿舍灰楼，改善了学生的住宿条件。开展对外学术交流，先后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威尔逊，伦敦大学教授斯密斯，巴黎大学教授郎之万，以及在量子力学创立和诠释方面作出伟大贡献的丹麦著名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来校讲学。这段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有：李四光的《关于第四纪中国及东亚气候之讨论》等论著奠定了中国第四纪冰川研究的基础；丁文江与葛利普合作的《中国二叠纪及其二叠纪分层之意义》等论文曾在华盛顿第十六次国际地质学会上宣读；另有饶毓泰、曾昭抡、孙承谔在物理学、化学领域的成果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文科和法科也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论著。

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侵略，北大师生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北大学生会立即发出抗日通电，呼吁“速息内战，一致抗日”。1931年12月1日，230余名学生组织南下示威团，赴南京向蒋介石示威，发表《告全国民众书》，要求政府“立即收回东北失地”，“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1935年12月，华北危在旦夕，清华、燕大、北大等北京大专院校和东北大学师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掀起抗日救亡高潮。12月9日，爱国学生冲破军警封锁，从四面八方汇集到新华门前示威，向当局提出反对“防共自治”，公布中日交涉经过，保障地方领土安全，停止一切内战，给予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等六项要求。会后示威游行队伍遭军警镇压，30多人被捕，100多人受伤。北大学生返校后，召开全体大会，通过总罢课决议。12月16日，为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市学联组织全市学生游行示威，北大负责率领第三大队2000多人，冲破阻拦，到达天桥与清华、燕大等20余校同学汇集，举行市民大会，北平各界群众和东北流亡同胞纷纷自动参加，与会者达3万余人。大会发表了《告民众书》，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会后，学生和市民组成的游行队伍进行总示威。“一二·九”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运动后期，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北大负责的第一团到河北固安、任丘、霸县、保定一线，步行700余里，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发起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返回北平后，与第三团倡议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合并，于1936年2月1日正式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京郊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宣传。“七七事变”爆发后，北大民先队队员奔赴延安或抗日根据地的有60余人，为民族解放和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

西南联合大学时期的北京大学

1937-194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9月，奉教育部令，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湘，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常委会主持校务。长沙临大在战乱中仓促组建，校舍或租或借，所需经费、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严重不足，但三校师生克服困难，通力合作，于11月1日开始上课。临大设有17个学系，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至11月20日，原三校学生报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连同招收的新生、借读生共1452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空袭长沙的次数增加。1938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昆明。2月，全校师生分三路赴滇，其中一路由3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赴滇。师生们在旅途中顶风冒雨，翻山越岭，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开展社会调查，了解民俗风情，搜集民歌民谣，采集教研标本，同时也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磨练了身体和意志。所经各地，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送。旅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余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历时68天，于1938年4月28日平安抵达昆明，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迁昆后首先面临校舍问题，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的大力协助下，租到昆华农业学校用作理学院校舍，拓东路的三个会馆及盐行仓库用作工学院校舍。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学院设在云南蒙自县，成立蒙自分校，8月底分校撤销。蒙自师生返昆后，又逢增设师范学院，校舍更加紧张，遂又租借了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业学校、昆华中学等校校舍。西南联大新校舍于1939年4月建成，位于昆明市西北郊三分寺，占地120余亩，除图书馆和两座食堂为砖木结构的瓦房外，其余均为铁皮或茅草为顶的土坯平房。1940年7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安南（越南），云南成为前线，局势日益紧张。根据教育部应作万一准备的指示，学校在四川叙永县成立分校，一年级及先修班在此上课，1941年1月6日开学，8月叙永分校撤销，迁返昆明本校。联大设有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1939年5月，三校研究院相继在昆明恢复，北大研究院下设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

战时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图书馆的书架是用木包装箱堆垒而成，藏书仅几万册。图书馆座位紧张时，有些同学就到街上的茶馆去，不仅可以读书、讨论，还可以解决喝水问题。“联大学生泡茶馆”成为战时昆明的独特景致。实验设备短缺，教员经常动手制作，因陋就简，以应急需。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师生生活日趋困难。自抗战以来至1943年，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联大教职员的薪金却只增加了5倍。为了生计，教师不得不到其他学校兼课，甚至廉价出售书籍、衣物等，同学则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兼差。条件虽然艰苦，师生却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弦歌不辍，勤奋教学。

在空前的国难面前，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和衷共济，艰难办学。联大集中了三校著名教授、学者，师资力量雄厚。文科多兼通中西的学者，理工科既有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又有抗战前后留学归国的一些青年教授，均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准。联大教师不但学术造诣精深，而且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如周培源、吴大猷等教授居住在离学校数十里远的郊区，为保证学生的听课效果，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授课的方式，一门3学分的课程，他们不惜数小时的路途往返，坚持每周三次来校授课。联大十分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和实验实习等环节，知名教授亲自讲授基础课和必修课。教学管理亦非常严格。学校规定，不及格的课程不许补考，学分记为零分。如果必修课不及格，必须在下一学年重读，如隔一学年再读，即使及格也不计学分。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实验，实验数据达不到一定的精度，必须连夜重做。这种严谨的教学作风，不仅为学生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也培育了良好的学风。联大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极其缺乏，出版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撰写了很多高水准的学术论著，有多项在1941年至1945年教育部举办的五届学术评议活动中获奖。其中获一等奖的有：《堆垒素数论》（华罗庚）、《湍流论》（周培源）、《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吴大猷）、《新理学》（冯友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等，占一等奖总数的40%。

西南联大以在艰难条件下培养优等人才著称于世。创校九年来，共有在校生约8000人，其中本专科、研究生毕业3882人。在他们中间，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外籍院士的有90人；在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3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对国家的建设发展和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众多的社团组织开展了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活动，对于提高学生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联大同学为抗日救国踊跃参军，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有1100多人投笔从戎，约占学生总数的14%，其中何懋勋（何方）、黄维、缪弘等15人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此后还有齐亮、刘国誌、荣世正等14位烈士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捐躯。他们是国家民族的骄傲，也是西南联大的光荣。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终于可以来临，而蒋介石政府却坚持独裁和内战，共产党顺应民意发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于1945年11月25日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军队鸣枪威胁。12月1日，武装军人和暴徒分别袭击西南联大新校舍和师范学院，投掷石块和手榴弹，联大师院专修科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遇难，50多名学生受伤。蒋介石政府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激起了师生极大的愤怒，他们举行抗议大会，得到全国近20个城市各界人士的声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昆明学生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开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神京复，还燕碣。”抗战胜利后，组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紧张，三校在平津的校舍也须修缮，联大在昆明又续办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正式宣告结束。师范学院继续留昆办学，1946年8月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