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魏禧曾经说过：“事后论人，局外论人，是学者大病。事后论人，每将智人说得极愚；局外论人，每将难事说得极易。”这也是中国的政治观察者的通病。
比如评判历史人物，我们往往喜欢高谈阔论，满眼只是对方的毛病和失误，“将智人说得极愚”，这是事后诸葛亮的水平。又比如看当今反腐，我等局外人感受到的只是老虎苍蝇纷纷落马的视觉快感，却难以体会当事者将生死毁誉置之度外的那份决绝。
新一届中央执政以来，诸多新政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也成效颇显。前不久，有媒体盘点了习近平上任以来的三大建树，一时广为流传，也从侧面反映了民心所向。
但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巨大成就因改革获得，种种矛盾也因改革生成，也必须在不断改革中破解难题。这一年多的反腐、改革，成效显着，但万里长征刚开始起步，切不可自鸣得意、固步自封。
首先是反腐问题。
“今日看他起高楼，明天看他楼塌了”，十八大以后，中纪委的反腐节奏之快，效率之高，创了记录。仅2014年上半年，就有16个省部级以上高官落网，包括副国级的徐才厚和苏荣，以及正国级的周永康。可以想见，擒到了最大的老虎祭旗，对整个官场的震慑力是极其巨大的。之前，还有不少官员以为中央的八项规定、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可能又流于新的形式主义，但几场反腐硬仗打下来，怕已经没人敢怀疑中央的治腐决心。
在强力反腐的震慑下，官员的确收敛了很多。同时，高档酒水降价了，高档餐馆搞外卖了，这些之前被公款消费吹大的畸形消费正逐步恢复理性。可以说，第一阶段的高压反腐，达到了“不敢腐”的初步效果。
虽然，有外界指责这次反腐有运动化的嫌疑，但王岐山并不讳言，称反腐就是要先治标，后治本。反腐的确需要靠制度，但再好、再完备的制度，都需要人去执行。如果整个官场风气败坏，潜规则盛行，制度只会成为摆设。“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国官场上下层对“猫鼠游戏”早已熟稔。这些年，我们对腐败问题下的文件、立的法规不在少数，但依然难以制止腐败蔓延。原因还是出在“人”身上。
所以，通过反腐，强力整肃官场秩序，营造更加清明的政治生态，是为下一步的反腐败和预防腐败制度建设铺路。这个从治标到治本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
孔老夫子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千年前的治理格言，洞察人性。用一种高压反腐，短时期能造成震慑，但这些官员真的服气吗？真的打心眼里为自己的腐败行为感到耻辱吗？反腐只要一松劲，极易导致腐败反弹，甚至加倍反弹。孔夫子开出的药方式“德”和“礼”，中央开出的方子则是“制度”，要让官员“不能腐”。
如何为权力扎牢笼子？这个是习近平下一阶段面临的一大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