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占河讲义之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发展（二）

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

——考点与真题

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发动“大跃进”运动的历史背景：一是当时党认为反右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二是1957年“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增强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经济建设的自信，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比“一五”计划更高的速度进行建设；三是在胜利面前，毛泽东以及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的估计严重不足。

1957年10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随后在农村开展了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在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大跃进”的序幕也由此揭开。

毛泽东先后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和3月成都会议上，严厉地批判反冒进，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的方针。在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及其基本点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总路线虽然提出了“多快好省”四个字，但在宣传和实际工作中却只强调突出了“快”，提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这就导致了不顾客观规律，片面追求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急于求成、急于求纯。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大跃进”的同时，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一大二公”。

二、国民经济的调整

1.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

（1）农业生产急剧下降，粮食极度缺乏。

（2）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

（3）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人民生活极为困难。

2.八字方针的制定与贯彻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是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大转变。以此为起点，我国货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从“大跃进”轨道转入全面调整。这次调整首先是从整顿人民公社、调整农村政策开始的。

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会议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农业六十条）。

3.“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2月间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规模空前，通常被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对纠正“左”倾错误，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1963年至1965年间，中共中央领导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三、“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中国现代历史进入了一个特殊阶段，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依据，即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1.“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这件事成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导火线。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系统地阐发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会议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同年8月1日至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并在全会上印发《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再发动。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

2.全面内乱的形成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等人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领导权，号称“一月革命”。毛泽东肯定了上海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夺权之风迅速刮遍全国。全国范围的全面夺权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乱，老一辈革命家们感到担心和忧虑，1967年2月中旬，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错误做法提出强烈的批评。然而，这次抗争却被诬称为“二月逆流”而遭到压制。

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并错误地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的决议。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3.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

林彪反革命集团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

4.挫败“四人帮”“组阁”图谋

1973年8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继续了九大的“左”倾错误方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

5.1975年整顿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大会决定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领导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邓小平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

1975年，邓小平着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开始有了明显好转。这次整顿实际上是后来拨乱反正的预演。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举国悲痛。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运动。这场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

四、严重的曲折，深刻的教训

1.“文化大革命”的性质

“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2.“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

“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地寻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严重错误。产生这些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归根结底不是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问题，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1）由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刚刚处于起始阶段。中国共产党过去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因此，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搞清楚。

（2）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容易把已经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仍然看做是阶级斗争，并且面对新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又习惯于沿用过去熟习而这时已不能照搬的、进行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群众性斗争的旧方法和旧经验，从而导致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

（3）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着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这就造成把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某些具体制度和具体政策当做社会主义本质来坚持，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迷误当成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所谓继承和发展，把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当做两条路线的斗争，甚至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

（4）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遭到了严重破坏，致使党无法依靠制度的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发现并纠正错误。在中国共产党面临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5）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一些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3.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1）中国共产党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其性质和宗旨都没有改变，人民群众依然把它看做是自己根本利益的代表者，对它表示信任并寄予希望。

（2）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并在广大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发现错误，抵制错误，纠正错误。

（3）即使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犯了严重错误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4.“文化大革命”的教训

（1）认清国情是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对国情的深刻认识。

（2）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决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

（3）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保证中国共产党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4）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5）必须科学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坚持以最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全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高全党的战斗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