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文博教授陆建松认为文博专业学科建设未受重视是主因
中国文博专业每年有300名毕业生，很大一部分毕业后转行，博物馆人才培养和高校博物馆学科建设未受重视，是博物馆人才短缺的主要原因。
大凡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的同学走出校门，总会碰到两种尴尬问题：你们挖墓么？你会鉴定么？经历过几次惊慌否认不知所措后，现在的文博系同学总能面不改色回应，“不不不，曹操的遗骨不是我们发现的。《功甫帖》是真是假？我是真的不知道。”
文博人才青黄不接
中国文博专业现每年只有300名毕业生，其中很大一部分在毕业后转行，博物馆人才青黄不接，像上海博物馆书画部，三年都招不到一个合适人才。这是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陆建松，5月6日在“5·18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之“中国博物馆建设热 呼唤加强专业人才培养”讲座上提供的信息。
1980年代起，中国博物馆数量从1983年的467座猛增至去年的4100座，平均每40万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和欧美大国相比（美国平均1.7万人一座博物馆，德国平均1.2万人一座博物馆），中国仍有巨大发展空间。然而，和目前蓬勃发展的博物馆营造运动呈极大反差的是，国内文博人才青黄不接。随着文博老专家一批批退休、去世，高层专业人才不时面临断代状况。北大、南开、浙大等主要高校每年的文博专业毕业生只有300人左右，远不能满足大量博物馆运营的需求。而在这些学校中，北大以考古学为主要发展方向，南开主攻历史和文物学，即使是有专门研究博物馆学的复旦大学，每年六十余个毕业生，从事拍卖行、画廊、媒体，甚至和本专业毫不相关的银行、咨询领域的都不在少数。
博物馆学究竟是做什么的？从字面意义看，即是关乎博物馆的科学，博物馆性质、特点、经营方式、职能范围都在其考察研究范围内。“5·18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立足于“物”来探讨新时期博物馆的使命，陆建松却认为，在博物馆事业日渐兴旺的中国，“人”才是亟待解决的最大问题。
从世界博物馆行业近些年的发展来看，以藏品保存和研究为主要职责的传统办馆理念渐被抛却，展示教育和公共服务渐成现代博物馆经营核心。但反观中国当下博物馆专业从业人员，考古和理化专业出身的人才占据了半壁江山，而展示教育方面的人才却极其匮乏。上海喜玛拉雅美术馆以数量繁多的高质量教育活动著称，其教育部总监刘麟曾感叹，“我们也不知道教育活动该怎么做，只能全都试一遍，凭着年轻人的冲劲。”另一方面，博物馆类型也在转变，从原来的以历史文化类为主，向自然、生态、科技等行业延伸，而跨学科人才也没有跟上。
人才培养机制问题多
那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博物馆人才不足？陆建松认为，博物馆人才培养和高校博物馆学的学科建设未得到足够重视，是最主要原因。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开、复旦、浙大、北大等十几所高校纷纷开设博物馆学专业，基本能满足当时需求。三十年过去，博物馆发展发生天翻地覆变化，高校教育水平却一直停滞不前。
从外在原因看，学科限制是阻碍。去年，原本与博物馆学同为历史学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升为一级学科，地位大涨。博物馆学无论在专业设置、招生数量、投入还是编制、人才引进、课题申请等方面都处弱势。陆建松“哭穷”说，“全校每年行政花费少于10万元的二级单位只有两个，一个是力学，一个就是我们，每年才5.7万元，200个学生只有18个老师、1个行政人员！”
而这些开设博物馆学的高校中，其本身的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机制也存在问题，比如，本科课程设置多为历史学、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文物保护，看起来像大杂烩。复旦博物馆学系学生因而常流传这样的抱怨，“学史学导论看各种文献原典时，觉得自己是文科生；学博物馆教育做观众调查时，觉得自己是社科生；学展览设计画平面图3D图时，觉得自己是美术生；学文物修复保护做实验摆弄瓶瓶罐罐时，又觉得自己是理科生。”陆建松说，学生什么都学，却又什么都不专，毕业后在拍卖行不能做鉴定，在博物馆不能做有逻辑结构的策划，在考古工地不能下工地组织开掘，成了名副其实的“三脚猫”。这种泛而杂的体系与博物馆不断专业化的趋势极不相称。他更毫不客气地指出，“我们的老师本身合格么？很多老师对自己的学术课题太过孤芳自赏，却忘了我们这个专业是要落地的。”
现在博物馆从业人员鱼龙混杂，且两极分化严重。大馆招聘限制往往严格，以至于上博书画部三年招不到一个满意人才。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小馆却成为各种裙带关系争取编制的温床。陆建松指出，实行博物馆从业人员的资格认证，从确立到实施也许会碰到很多问题，但总要先设槛拦一拦。
日本博物馆学家仓田公裕曾说，博物馆学并不是只探求各个博物馆的实用性知识，而是探求其本质的独立的学问。换言之，博物馆学并不是博物馆的各个事例或一般知识的单纯的拼凑。总之，博物馆学的中心课题是把握博物馆的基础，即博物馆的本质。我们的博物馆学教育，距离这个本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