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90后”，又是北京大学硕士生，最近因为卖米粉“火”了。他到底怎么想的？
在卖米粉中找到自己
4月18日早晨8时，记者第一次走进伏牛堂，张天一和他的小伙伴已经“就位”。张天一在煮米粉，同伴柳啸在剥鸡蛋，周全在炒牛肉。记者提出当志愿者，被派给的任务是“给每碗米粉盖盖儿”。“就像这样一拍，是不是很爽？”张天一演示了一遍。
对开米粉店，张天一酝酿了很久。本科时他曾开饺子馆，且已开了第三家。“我当时的目标是挤进世界五百强。”张天一说。但开店之后，他意识到自己年轻气盛、急于求成，毕业后选择了读研来沉淀自己。3年法学研究让他想通了一件事：如果一毕业就成为律师、公务员，就不会对社会有深刻认识，也不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走向社会，他需要修行。
“有的大学生逐梦者，以为投行证券、机关部委、出国留洋、奢侈品豪车是自己的梦想。我宁愿去佩服那个大学毕业不顾周遭人异样的眼神，按自己的意愿开小餐馆创业的男孩。同样是螺丝钉，我至少觉得那个踏实牢靠。”张天一说。累了一天，无论多晚，他在睡前都留出时间“三省”。不到一个月，张天一理解了垃圾清洁工的辛苦，卖菜师傅的坚忍，以及媒体记者的拼命。卖米粉，不是简单地为挣钱，也不是单纯追求创业成功，“我希望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
新点子不是用来炒作，而要落实
伏牛堂原来一天可以卖出400份米粉，收入近万元。以这样的速度，张天一他们不仅可以挣回本金，更可以“发大财”。但这也让他们失去了想经营的生活方式，失去了提供一碗正宗常德牛肉米粉的心情，失去了坚持理念的精力。考虑到37平方米的店面、14个座位、4名员工、3个电锅、1万瓦以内的电压，4名合伙人决定每天限量120碗。
对此，许多慕名而来的顾客不解。张天一说：“创业圈最不缺点子，缺的是把点子变成现实的执行力。”
第一次当志愿者时，虽然已开始实施限量120碗，但记者得不时跟顾客解释米粉如何预订、垃圾如何分类。4月25日，记者再次走进伏牛堂，发现门口挂着“告顾客书”的牌子，解释米粉售罄的原因；擂茶已提前分好放入每个杯子中；垃圾分类不用再重复，顾客不明白时会有人主动指点……“是不是觉得我们的管理开始‘in order’（有序）了？”张天一笑着说。
每天闲暇时，张天一会看大众点评网，“我也要走群众路线”。他不仅总结工作中的不足，还在顾客意见的基础上创新。在他看来，现在“落实”的任务，比创业之初吃遍常德米粉店，用小秤一勺一勺地称量配料分量时更艰巨。“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他说，开创一个“老字号”容易，配套的标准化管理也不难，但落实创意、坚守品质实属不易。
不为感动中国，只为感动自己
有人说，伏牛堂的米粉吃起来有种“舌尖上的中国”的意境；也有人说，在这儿吃出了“淡淡的乡愁”。但没有人看到张天一和同伴因搬运货物胳膊上暴起的青筋，没有人看到他们因洗抹布日益粗糙的双手，没有人看到他们曾经为了正宗的味道度过的那些不眠夜。
“每名大学生在创业时，既想坚持梦想，又渴望快速成功。”张天一说，调和这种矛盾的根本方法就是坚持梦想，踏实做好每件事，让名利成为附属品。“我不希望被贴上北大硕士的标签，我就是一个卖米粉的。”
“当大家吃到伏牛堂的米粉时，闭上眼睛‘啊’一声，像喝到一口陈年老酿那样享受，就吃到了我们想要的味道。”张天一说，即使以后一天卖50碗，只要在北京“漂着”的湖南老乡能在这里寻根，没去过湖南的人能吃出湖南的味道，就是他们追求的味道。
张天一说，伏牛堂就如同自己的孩子，舍不得放手，“以后谁请我上节目，我都不去了，我再也不离开它了。”柳啸住在魏公村，为了节省时间，宁愿一路小跑换乘两次公共交通到达店里。为了采购到最新鲜的食材，每天鲜肉市场没开门，周全就去门口等着。这几名“90后”，不为感动中国，只为用自己的方式证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