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之嘉告诉记者，她之所以选择在基层的技校担任教师，是因为她在大学期间的田野调查和社会实践中与中国的工人阶层有过大量接触，深感自己作为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应为这个群体做出点事情。她因此投身于教育，希望能给中国未来的新工人提供更多的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与帮助，让他们更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更懂得团结与合作，让这个庞大的群体变得更加有力量。
不抱怨的“行动派”
沈之嘉到职校求职的目的就是当一名老师，每天和学生们在一起。在工作了一个学期后却发现，学校不断拿一些非教学任务向她“压担子”，比如参与各种行政事务等，而这占据的时间甚至要超过她的上课时间。记者问她，这种结果是否与她当初来当老师的目的有一些不一致。她回答说：“是不一致啊。但这就是现实，我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想象去改造世界，那样的话，就真的变成了空想家了。我要做的就是，了解现实是怎么样的，现实如何能与理想契合、对接在一起。”
去年的此时，沈之嘉刚刚完成硕士论文，在她奔赴南京的职校实习前与导师告别时，导师和她打趣说，你的幸福时光结束，今后想和朋友们一起喝个小酒啊、吃顿烛光晚餐啊，机会就很少了。时隔一年，沈之嘉若有所思地对《南风窗》记者说，“什么叫做浪漫呢？一支玫瑰花、一只高脚杯，这叫浪漫，没错。但是，你也可以这么认为，当你看到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向，感觉自己跟那么多劳动群众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你做出一个自己认为比较自由，但在常人看来也许不那么正常的选择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呢？”
尽管预料到可能会遇到一些挫折，可找工作过程的曲折还是超出了沈之嘉的想象。一年前，她投出了30多份求职信，绝大多数都石沉大海。可能是因为她的求职意向太不寻常了。沈之嘉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生，但她投简历的对象清一色是苏南一带的职业技术学校。
总算有一家位于南京郊区的技校通知她面试。她精心准备了PPT等授课课件，自我感觉试讲及随后的答辩也很成功。最后，面试官瞟了她一眼，问道：“你有教师资格证吗？”沈之嘉摇了摇头。面试官反问她：“如果你没有驾照，能在高速上开车吗？”语气客气但异常坚决：学校无法录用她。
“他们拒绝我，可能是觉得一个清华的研究生来技校当老师这种事太离奇，会想这个人是不是不太靠谱啊。”沈之嘉回忆说。但她仍没有放弃，她打电话给投过简历的另一家南京的职校，接电话的老师听了她的自我介绍后很重视，称将向校长汇报此事。几天后，沈乘坐高铁到南京参加这所学校的面试。
校长亲自担任面试官。沈之嘉回忆说，校长盯着她看了足足有两分钟，那眼神充满着怀疑，仿佛是想问，你不会是为了骗一个南京户口才来的吧？在回忆这个细节时，沈之嘉笑了：“我当时差点就对校长说，我老家是杭州的，杭州户口比南京的还贵呢！”
这一次，她如愿以偿，在这家南京的职业技术学校找到了工作。
“靠谱”新青年的另类选择
若干年后，当研究者梳理这段历史时也许会发现，沈之嘉无意中加入了一股与社会主流趋势相悖的“微潮流”之中—自2010年前后，一些接受过国内外最顶尖教育的年轻一代精英们，开始在就业上将目光转向那些“非主流”地带，比如最底层的乡村，以及那些听起来并不高大上但他们却喜欢的职业。
当沈之嘉在试图叩开中国蓝领工人的“预备役”部队—职业技校的大门时，另一位“85后”青年、美国耶鲁大学毕业生秦玥飞已在湖南衡阳的一个小山村中默默地当了两年的“村官”。
在这两年间，秦玥飞为所在的衡山县贺家乡贺家山村募集到了80余万元资金，帮乡亲们修建了灌溉良田的水渠，新建了一所田园风光式的敬老院，还为周边4所学校就读的700多名学生每人筹措了一台平板电脑。秦玥飞因其出色的“政绩”被乡亲们直选为县人大代表。
但凡对中国农村熟悉的人都知道，上面几件事中的任何一件，在农村都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庞大工程。就以修建水渠为例，贺家山村的村民们渴盼了几十年却一直没办到。不了解内情的人可能会误以为，秦玥飞能做成这么多事，可能是借助于他头顶的光环—耶鲁大学毕业生，或者借助于某些强大的人脉关系或背景，才能够向上级政府争取到财政资金的支持。但熟悉秦玥飞的人士则向《南风窗》记者证实，秦虽出身于重庆的城市家庭，但其父母都是普通工人。上述资金的确都是靠秦玥飞从社会上“化缘”得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来自上级政府拨款。
与其他大学生村官惯于伸手向政府部门“要钱”的思路不同，秦玥飞更注重搭建平台，整合各种资源，借助外力“做事情”。在与记者交流时，秦玥飞会不时讲一些很有创意的新点子，而“新媒体”、“市场”、“风险投资”、“项目包装”、“营销”等词语更是挂在其嘴边的高频词汇。一个在别人眼中可能是异常艰难的创业行动，在他眼里则更像是一种充满着时尚感，听看起来很酷、好玩、靠谱，又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