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简介：夏增民。现任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师，兼任国学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教师他的两门校公选课《中国史纲》和《中国历史地理》号称全校最正规、最规范、最严格的公选课。因出色的教学被学生们称为“华科第一杀手”。
699万高校毕业生，不足5成的签约率。是时候逃离喧嚣的“北上广”了吗？
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就业难”的说法就没停止过，今年还被称为“最难就业季”，但还是有很多毕业生前赴后继地奔赴“北上广”，或读书，或工作。
夏增民：大家都往北京上海广州跑，这也是一种自我的选择。1998年我硕士毕业的时候，很多同学去了“北上广”，但是我毅然留在了湖北武汉，人各有志吧。以前我有一个同学，凭他的能力一定能在二线城市找一个很体面的工作，拿着不低的收入过着舒适的生活，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北漂”，做影视这个行业。因为80年代以后，北京基本上垄断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产业，广东的文化产业衰落之后，上海也赶上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尾巴。想发展的人向往大城市是必然的，大城市拥有太多的资源，机会也确实很多。就拿我的这位做影视的同学来说吧，影视这个行业，工作特别紧张，淘汰率很高，他从最低端的场记开始做起，一点一点地做。去年他终于出现在电影《南京！南京！》的演职员表里了，虽然那在观众眼里可能只是不值一提的瞬间，但是对于他多年的辛苦来说，也是一种认可。
一部分人对“北上广”“又爱又怕”。爱，是因为像您说的，这里会有很多机会、资源；怕，是因为在“北上广”竞争激烈，近年还有“大学生收入赶不上农民工”的说法，而“北上广”的生存成本又比较高。
夏增民：“漂一族”的蜗居生活是比较苦。在北京的三环附近如果能租到7平米的单间算是很大的，有的三室一厅住二十几个人，还是高低床，生活环境可想而知。
“大学生收入赶不上农民工”，其实跟中国的产业结构有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依然是劳动密集型，需要大量的产业工人。大学生缺乏实用技能，往往他们一出校门时也期待着可以做管理者或者设计者，但是他们又并没有足够的经验，大多数企业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才”。在整个就业形势恶劣的情况下，沿海许多地区出现了民工荒，中层技术工人出现断层，建筑工人也主要是40岁以上。这些以体力劳动或者简单技术谋生的农民工的待遇其实在稳步提高。相比之下，许多大学生却面临着找工作困难，找到工作的待遇也很低，往往月薪不过两三千元，连自己正常的开销都难以维持。很多方面甚至比不上农民工也便不足为奇了。
“985”“211”高校毕业生还好，但是普通院校毕业生就业压力就变大了。尤其是学习经济和市场营销专业的毕业生，因为人数非常多。另外，文科生尤其是研究生，如果不准备在学术方面继续发展的，就业压力会更大一些。在我看来，如果不打算在学术方面继续发展下去，没有硬技术的文科生最好还是早点工作比较好，在工作中积累实战经验比读两年研究生要给力一些。
可能正因为这样，前些年形成了一股“逃离北上广，回到二三线”的趋势。不过近来年他们又“逃回来”了。
夏增民：是这样。回到地方工作了一段时间，又觉得自己不再适应那里的生活节奏，于是又回到了“北上广”。在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城市虽然压力大，但毕竟竞争相对公平；越到地方，往往就越不透明，也就是办事要靠关系等。如果习惯了“北上广”的氛围，再回到家乡就会很不习惯。在“北上广”的时间久了，做事的方式、规则会深刻地影响你。不过近几年来，国家对二三线城市的发展也投入了不少精力，许多中小城市发展迅速，很多人也开始把中小城市作为安居乐业的选择。
首先是基础设施的建设，2008年以后，中央对二线城市的投资加大，极大地促进了基础设施的完备。比如说，我只要出差几个月回来，就会发现武汉变化了很多。因为硬件条件上来之后，对软环境有改造，也会产生需求。其次是制造业的转移，90年代以来，内地制造业相对低端，所以制造业向内地转移，也带动了内地二线城市的发展。最后，从政策方面来讲，深圳经济特区、长三角地区、天津新区都曾经是中央密切关注的地方，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一员，预计将会成为重点关注的对象。这些方面的改变肯定对吸引毕业生就业有很重要的作用，在二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的飞速改变下，将会有大量人才流向武汉这一类城市。总之，我认为，10年以后，二线城市的产业转型和升级将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到时候逃离“北上广”应该是一个相当不错的选择。
您的意思是，毕业生可以先去“北上广”锤炼一番，瞅准时机再回归二三线城市？
夏增民：我身边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武汉，其实也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中小城市在这几年的发展，说明这些地方也是可以做成自己的事业的。如果“北上广”那边有很好的机会，是可以去的。同学们可以去打拼几年，积累人脉，攒点经验，以后你再回到中小城市工作，带着这些经验与资源，应该会更加得心应手一些，或许更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是，不要死盯着一个地方，脑筋要灵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