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大校长郑强：从来没说过北大清华培养汉奸

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多年前的一段演讲视频近日被网民翻出，视频中的言论，如“为什么天上倒水的就要比地上倒水的长得漂亮？”“为什么中国空姐要有研究生专业？不就是推个车倒个水儿吗？”被指侮辱了空姐，有人甚至要求他公开向空姐道歉。

郑强在接受专访时表示，这段陈旧的视频被翻出时，其负面解读让他“很震惊！很震惊！”他说，他对空姐和航空领域的其他工作者，从来都是“充满了善意”。

随着一段关于空姐职业的演讲视频广泛流传，舆论又关注起中年版“愤青”——贵州大学校长郑强。

喜欢郑强的人，则干脆称他“强哥”，无论师生抑或助手。20日，强哥很忙。上午9点，强哥接见了广西大学书记校长一行，10点半，他又匆匆赶往贵阳机场。作为贵州省教育代表团的一员，他将到几个亚洲国家进行扩大交流，行程的首站是韩国。

郑强挤在去往机场的轿车后座中间，讲话时，他肢体动作很多。“关于空姐的讨论，如果不是我郑强，换了别的人，可能从此以后不敢再讲话了。”他说。

记者对郑强的专访，是从其“空姐言论”开始的。

1.流行语生产者

给我三分钟

就把成都七中校长说服

记者：坐飞机遇到漂亮空姐，难道不是赏心悦目的体验？

郑强：美丽当然是一种财富，人追求美没有问题，但我当时谈的话题有一个背景。当年的学生，几千米排队报空姐，有的甚至由爸爸妈妈陪着。我就觉得，这个服务行业把形象摆在第一了，它毕竟不是艺术。社会如果认为空姐是美丽的代名词，对她们反而有一点不恭，因为这样就没有看到这个职业的艰辛。另外，为了节省劳动力，国外的空姐，大姐大嫂比较多，这都是我想表达的。我的演讲，无论从逻辑，还是出于告诫青年的目的，都没错，只是表达有点幽默和夸张而已。

记者：网络上有很多强哥流行语，你是怎么成为流行语生产者的？

郑强：这是巧合和偶然，当年我才回国，到浙江大学工作，浙江大学的有关部门说，到四川成都招生，发现中学生对浙大的热爱跟它的声望不太匹配，就叫我带了点宣传资料去成都。我联系了成都七中，但七中说，邀请的都是朱清时这样的院士，我一个才毕业的博士，有什么好讲？我爱较真，还是西装笔挺地去了，可守门的不让我进，说我是卖药的。我就说，给我三分钟的时间，就这三分钟，就把校长说服了，他说好，你就给我们做报告吧。我讲我在国外看到人家的中学是怎么搞教育的，这一讲就不可收拾，成都几所厉害的中学全部排满了，随后重庆也知道了，几所著名的中学也叫我去讲。于是我就发现我有这个本事，那就是听众喜欢听。当时还没有PPT，他们光看我就能看三个小时，慢慢地一些语录就传出来了，现在我都是靠讲座给贵大拉赞助。

记者：强哥语录全由你创造？

郑强：大部分是我说的，但有些是编造的。比如说，我从来没说过北大清华培养汉奸，我只说过，希望中国的好大学，不要让培养的人才不在自己的民族企业服务。我倒是真觉得北大清华不错，网上到处讲我说了“北大清华培养汉奸”，最应该来骂我的是他们，但到今天为止，北大清华的人从来没有骂过我，从这一点讲，北大清华的层次真高，他们有包容心。人只有文化自信，才不会为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去发表激愤的言论，北大清华足够强大，大家怎么说都无所谓。但这次空姐言论，我觉得不是伤心而是心酸，它反映的是网络世界的深层次文化，那就是不管来由一阵骂，已经没有原则了，不分事情的曲直了。

记者：你不也是著名愤青吗？

郑强：我是愤青。社会对愤青的理解，是愤怒的青年，这是消极的理解。在我的身上，是讲真话、真理、真情，还有一个，我弘扬正气，特别体现对青年的热爱和爱护。

2.“我是总经理”

到今天为止

没有校领导被学生弹劾

记者：从浙大教授到贵大校长，你是否已习惯了“当官”？

郑强：很多人都认为我是为了当官，实际上，我到这里来任职是对口支援，是响应中央和教育部支援西部高校发展的政策，我的人事关系、工作关系还在浙大，我不是调动来的，来贵大讲的是奉献和牺牲。

记者：你到贵大主导了一个章程，即学生可以“弹劾”校领导，你是否被弹劾过？

郑强：没有。只要是好校长、好院长，学生们是会拥护你的。这个章程已经实施一年，到今天为止，没任何校领导被弹劾过。

记者：可这项制度有个附加条件，即学生的建议要经过老师附议，这给人的感觉是表面文章。

郑强：这已经超越西方了，西方任何大学只规定教师有权力监督校领导，从来没有赋予学生这个权力，我们这个已经进步了，更何况还写进了章程。

记者：你在多个场合提到过大学行政化话题。

郑强：中国越是好大学，行政的权力就越有限，越是学术氛围好的大学，教授的权力才是最大。大学有没有行政化？有。社会和政府部门看待、管理大学，用的是行政化手段，这才是最严重的。比如说办学自主权，他在机关里规定设立几个处，把学院也当处，副院长设几个它都严格规定。开个教育工作会，坐位子把我排在厅局后面，省委书记曾经就发了火，说开教育工作的会，大学校长郑强跑哪儿去了？角落里去了。

记者：作为校长，你怎么和书记搞好关系？

郑强：我拥护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认为，你何尝不可以将他看成董事长，我是总经理呢？有一个人来帮你，大家齐心的话，何乐而不为？合作得好不好，取决于党委的政治气氛和民主气氛，还有党委书记和校长的配合、团结。我觉得，我是可以和书记很好共事的，现在就是这个状态。

3.爱国知识分子

以为自己能站起来

实际上文化精神没站起来

记者：你在很多演讲中用了“汉奸”这个词。

郑强：说了没用，我痛恨的是吃了人民的奶，喝了祖国的水，不爱自己的国家的人，说汉奸太直接了。

记者：我们崇洋媚外思想是否依然严重？

郑强：严重，相当严重。中国满街跑进口车，中国那么多房地产，全是外国名字。不要以为物质的富庶能让一个民族的文化得以发展，有钱没教育，这个国家会衰败。很多家长，只要一提到孩子在美国就觉得无上荣耀，孩子在美国干什么他不说。中国人从鸦片战争被打趴了以后，一直在努力让自己站起来，这些年我们有了钱，以为自己能站起来，实际上我们的文化精神没站起来。我们去外国去抢奶粉，人家能认为我们站起来了吗？

记者：你在日本留过学，也常拿日本比较，如何看待日本？

郑强：绝对不赞成日本否认侵略，永远反对军国主义，而且日本人必须为他们曾经侵略亚洲国家道歉，这是我基本的态度。但是，我从日本身上，明白应该怎样教育我国的青年。中国需要学习日本，是从东方文化来讲的，日本人的责任心、道德、对故土的热爱，都值得我们学习。日本这个岛，挖一万锄头都挖不出一铲煤炭，怎么就建设成了这个样子？

记者：谈谈你所理解的中国人诺贝尔奖情结。

郑强：我们的基础教育不夯实，即使冒出个把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代表中国的教育和科技已经现代化或者世界一流了，只有做好了青年和学生的全民教育，产生诺贝尔奖是迟早的事。屠呦呦得了诺贝尔奖，我最反思的是，如果她遵循现在的教育，从小每天6点就起床，5岁弹钢琴，6岁学英语，再进舞蹈班，到了高中每天奥数竞赛，她是否还能获得诺贝尔奖？现在的孩子，野性和天性都被磨灭了。

4.郑强下蛋理论

快下蛋的时候

我们的母鸡全跑了

记者：谈谈你的下蛋理论。

郑强：我先从美国说，美国才不跟你拼什么中小学幼儿园，但人家把大学办好了，中国和世界的小孩最后不都跑它那儿去了吗？青年一代全被收买了，笼络了。我遇到的一件痛苦的事，就是我们穷地方，想养点母鸡，下个蛋，换点小钱。结果我们母鸡快下蛋的时候，全跑到别人家去了，这就是郑强的下蛋理论。

记者：你说你挽救了一些青年？

郑强：当然挽救了。想退学，想跳楼，对人生失去信心，迷茫的，无论是听了我的报告的，还是亲自找上门来的，都很多。他们希望郑老师点拨，说他遇到挫折了，专业东西没得到满足了。这个时候我就和他们讲，科学的海洋很浩瀚，人生的道路不是一开始就想好的，是走一步探索一步才知道，只有熬几个夜，做实验失败几次，才知道爱不爱他的专业，郑强就是这样的。

记者：你在日常说话和演讲时都手舞足蹈？

郑强：我儒雅得很。当老师，是一个职业，一定要在讲台上，以饱满的激情、充满活力的眼神、高亢明亮的语言，才能够让听众受益。如果你看《长征》、《辛亥革命》这些片，中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手舞足蹈的，鲁迅也是这样手舞足蹈的。不能把激情、热情、感情当成不稳重。中国社会普遍接受低调，因为这样可以保护自己不受伤害，但这是不对的，不改变不行。

记者：你算不算著名教授？

郑强：绝对算噻，但这一点我要虚心一点，著不著名要社会评价，要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评价。我觉得我的阅历和影响，我在中国算一个著名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