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1岁的子铭（化名），在江苏某211高校读大二。年初，在手术前的血液检测中，被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还没缓过神来，就又遭遇到了一连串的打击。因为感染的消息无意中被寝室室友发现，并上报给了学校。
子铭：当时的辅导员找我谈话，然后逼着我说怎么感染的，叫我最好休学两年。但是我知道休学一般就回不来了，所以就坚持不休学。然后他没办法，就电话告诉校长。
子铭的辅导员告诉他，你是我们学校的第一个艾滋感染者，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休学两年，要么单独住一间宿舍。
子铭：我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说过，有学生感染者被学校知道了，被开除了。尽管是休学，但是就回不了学校了，等于退学一样。我就坚持不同意。
感染了艾滋病毒，再没了学业，这对于二十岁上下、人生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意味着剥夺了一切。情急之下，子铭想到了对自己病情最了解的南京疾控中心医生。
子铭：我就说，我叫疾控中心的人来，跟你讲一下这个病情吧。然后他就同意了。
疾控中心的两位医生赶到学校，与子铭的辅导员、校医院医生以及校教导处主任进行了长谈。
子铭：疾控中心的医生就和他们介绍了这种病情、传播途径，以及这个学生可以和其他同学一起生活、一起就餐，还有他已经服药，病载已经低于检测线，传染性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然后学校就放心了。
学业保住了，但原本成绩优异的子铭，却无法再继续深造。
子铭：我在学校成绩挺好的。每年都有奖学金。按我的成绩应该可以保研的。然后（出了这事后），我的辅导员说，你的保研资格被取消了。
子铭也许还算幸运。据了解，在天津和湖北等地高校，都曾发生过感染艾滋病的学生被逐出校门，还有高校更荒唐：将艾滋感染学生像非典患者一样隔离，进行电脑远程教育。
课堂难以重返，学业无法为继，未来更是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学生们不敢想象的。来自重庆的大一学生陆青（化名）。
陆青：我特别的担心，以后如果找不到工作怎么办。因为现在入职体检，很多都会检查，被发现后就被拒之门外。很多单位会歧视感染者。我小学的时候爸爸去世，我妈妈含辛茹苦把我养大，如果我以后找不到工作，那我妈妈这些年的节衣缩食，我这些年的寒窗苦读，完全就都付诸东流。
公务员、进国企、当老师，不少被采访的学生说，这些体检要求严格的职业是不敢奢望了。在上海读大二的学生小威（化名）学的是公共管理专业，要找对口的工作已经不太可能。
陆青：找工作特别担心会检查HIV，公务员等好多职业都是要检查HIV的。
据了解，目前《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确规定，艾滋病属于体检“不合格”，许多单位参照这一标准拒绝招录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关于艾滋病，现在还没有一致的看法，还列在《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里边。公务员、事业单位、甚至国有企业，都认这个标准。
对此不少专家提出异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执行所长李楯认为，这个《标准》位阶远低于法律和行政法规，明显和国家《艾滋病防治条例》和就业促进法相悖。但实际情况却是，这些学生的就业权利，就这样被剥夺了。
2014年，我国新报告的所有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数量为10.4万，而2008年的数字是5.6万。增长了不到两倍。然而，同期高校学生艾滋感染者和病人数量，却翻了将近四倍。这是因为什么呢？高校怎么就沦为了艾滋病的重灾区？对于这些担心求学和就业受到影响、只能躲在阴影里的感染者而言，怎样才能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重返课堂、顺利步入社会？
据教育部体卫艺司巡视员廖文科介绍，从传播途径上来说，过去十年，血液传播和注射毒品传播已经得到有效遏制，而性传播，尤其是男男性传播成为最主要传播途径。
廖文科：感染途径从2008年到2014年，青年人群性传播的比例过去是55.3%，到2014年上升到了94.5%，几乎是通过性传播途径传播感染艾滋病。青年学生中，男性同性性传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增加到2014年的81.6%，上升幅度也很大。
由于艾滋病通常被打上“道德”的烙印，这些感染了病毒的学生除了要忍受病痛的折磨，还要忍受白眼与冷落。精神折磨，是艾滋病比其它病症更可怕的地方。消除“歧视”，这是艰难挣扎于现实中的高校艾滋病感染者们一致的呼声。
今年8月，国家卫计委、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建立学校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要求各地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在健全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工作机制基础上，建立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和定期工作会商机制，共同分析疫情发生原因，制定防控对策与措施。
虽然国家卫计委和教育部强调，疫情通报过程中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保护感染学生的个人隐私。然而，艾滋病疫情通报制度后，客观上，大学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特殊身份仍有被更多人知晓的可能性。
